湯壹介：我為什麽而活？

如果壹個人不甘於平庸凡俗，自然要擔當起苦難，所以中國有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說法。

 

湯壹介 （1927—2014），中國當代哲學家、國學大師，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會理事，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國際道學聯合會副主席；2003年起擔任《儒藏》編纂中心主任、首席專家；代表作品：《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佛教與中國文化》等。

我那時認為，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活著就應有壹種歷史使命感，應對社會負責任。如果壹個人不甘於平庸凡俗，自然要擔當起苦難，所以中國有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說法。

我壹天天長大，知識壹天天多起來，在初中期間學習了“生理衛生”課，知道嬰兒是如何形成和產生的。從初中到高中，我讀了許多書，知道了基督教關於上帝創造人的故事，知道了佛教關於“輪回”的思想，知道了儒家和道家對生死不同的態度等等。

我的中學階段正好是抗日戰爭時期，這壹時期我讀了不少書。在初中，我讀的大多是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魯迅的《狂人日記》、《傷逝》以及中國古典小說等等。十五歲在西南聯大附中讀書時，我和幾位同學壹起看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我們覺得延安那裏的生活壹定很有意思，於是我們就背著家裏人，從昆明乘車奔向“革命聖地”延安。沒想到了貴陽就被當地警備司令部抓住，把我們關在壹間小屋裏。先是由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審問我們，我們都謊稱說是要到重慶去念書，後來貴州省秘書長又對我們訓話，最後由聯大附中教務長把我們領回昆明。回到昆明後不久，我去重慶南開中學入了高中。

在南開中學，我開始讀外國文學作品，我特別喜歡讀蘇聯小說，如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羅亭》，這些書使我對人道主義有了壹定的興趣和認識；特別是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更加深了我對人道主義的了解，我很喜歡書中的皮埃爾，他的善良深深地打動了我。還有安德烈親王在戰場上受了傷，躺在戰場上，他看到了壹朵白色的小花，產生出善良的愛心和對生命的珍惜之情以及對他人的同情心等等，這樣壹些美好的人的品質使我向往。

於是“同情心”和對生命的熱愛凝聚於我心中，幾乎影響著我的壹生。在這壹期間，我開始了自己的寫作，我寫了壹篇《論善》，可惜這篇代表我由少年跨入青年時代的作品早已丟失。但我仍然記得它的主旨：是寫珍惜自己的生命是為了愛他人，“善”就是“愛”，人活著就是為了“愛他人”，應是沒有其他目的的。但這時我對“愛”的理解是那麽的抽象，它實際上是從愛自己的生命出發的“愛”，它並不是真正的“博愛”。

我高中沒有讀完，就回到昆明的家裏，自己讀書，這時我對宗教的書和帶有宗教意味的文學作品開始有了興趣，從而由前此對“愛”的抽象理解而漸漸有了較具體的體會。我讀了《聖經》，知道上帝對人類的“愛”，了解到耶穌之受難才是真正偉大的“愛”。我讀佛經故事，最喜歡“投身飼虎”的故事。這個故事是說，大車國王幼子薩陲那見壹虎產了七個兒子，已經七天，而老虎母子饑渴將死，於是生悲憫之心，而投身飼虎，以求“無上究竟涅槃”。這種舍身而完成壹種理想的精神，凈化著我的心靈。然而對我直接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品，應該說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貝多芬傳》開頭引了貝多芬1819年2月1日在維也納市政府的壹段話：“我願證明，凡是行為善良與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擔當患難。”而《貝多芬傳》的開頭壹段說：“人生是苦難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壹場無日無夜的鬥爭，往往是悲慘的，沒有光華，沒有幸福，在孤獨與靜寂中展開的鬥爭。”照通常的情況看，我這樣壹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為什麽會有這種“人生是苦難”的想法呢？

我至今仍然不能作出清楚明白的回答，也許是因為“少年不知愁滋味”吧！但是，從當時的情況看，整個世界和中國都處在苦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在最後殊死戰的1945年初，而那時對我們家來說又是我的大哥與大妹先後死去的日子，自然會有人生無常、世事多變的感受，而且壹個內向的“大孩子”，大概比較容易產生壹種“悲天憫人”的感情吧！這種“悲天憫人”的感情可以化為壹種力量，那就是中國儒家所提倡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生死觀”，壹種承擔“人生苦難”、濟世救人的理想。

我的家庭教育對我的性格形成無疑是有深刻影響的。我的父親是壹位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並且壹直在大學教書的教授，他教中國哲學也教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他是壹位致力於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但他立身處事卻頗有儒家精神。這點大概是我祖父對他的影響所致。我祖父是清朝光緒十六年的進士，做過幾任縣官，後常任地方的考官。祖父壹貫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作為他立身行事之大要。而父親正如錢穆先生在《憶錫予》中說，“錫予(我父親名用彤，字錫予)為人壹團和氣”，“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壹純儒之典型”。

我母親是湖北黃岡張姓大族之女，是壹位典型的“相夫教子”的中國善良女性。我在這種家庭環境中長大，自然會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在我十六七歲時，雖然對儒家思想沒有什麽深刻了解，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還是讀過壹些。例如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後來壹些儒家的“視死如歸”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氣節，對我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大概是巨大的。因而，貝多芬那段擔當人生苦難的話自然就深深地感動了我，這其實仍是我以某種儒家思想心態接受西方思想的壹個例證。

我那時認為，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活著就應有壹種歷史使命感，應對社會負責任。如果壹個人不甘於平庸凡俗，自然要擔當起苦難，所以中國有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說法。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誌士都是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興衰和人類社會的幸福十分關懷，往往有壹種自覺不自覺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不是為著壹己的小我，而是為著國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為著壹個理想的目標，舍生忘死。在這個時期，我常問我自己“為什麽活著？”我很自然地回答：“是為了愛人類、愛國家、愛民族而活，並願為之而奮鬥。”

當然，我那時的這些想法都是空洞的、沒有實際內容的，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這些思想感情對我的壹生來說仍然是寶貴的，因為它無疑是我們中國人傳統思想文化中應受到珍視的壹部分。

來源：《湯壹介集 》